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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8月，西北第一兵团攻克宁夏后，青海省会西宁也随之解放。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，湟中县城刚刚召开完群众大会，县委书记尚志田回到办公室时，一位穿着蒙古长袍的汉子突然闯了进来。这名汉子情绪激动，却只会说蒙语，怎么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汉语。但他只会重复两个词：＂大别山＂、＂红军＂。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为什么一个看起来是汉人的人，却只会说蒙语？而这件事又为何会惊动到廖汉生中将？这背后又有着怎样曲折的故事？
1920年春，安徽省金寨县铁冲乡一个贫苦农民家中，廖永和出生了。这个被称为＂将军县＂的地方，山岭连绵，土地贫瘠。廖永和的父母靠着种几亩薄田过活，一家人经常吃不饱饭。七岁那年，廖永和的父亲病逝，母亲带着他投靠了远房亲戚。
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，廖永和十岁就开始给当地地主放羊。每天天不亮就要赶着羊群上山，直到太阳落山才能回家。寒冬腊月里，他穿着单薄的破棉袄，饿着肚子在山上放羊。有一次，一只羊不慎摔死，地主不但扣了他半年工钱，还狠狠打了他一顿。
1934年冬天，红四方面军来到金寨县。廖永和亲眼看到红军战士们帮助乡亲们分田地、打土豪。这些穿着草鞋、衣衫褴褛却纪律严明的军人，给了他极大的震撼。当红军在当地招兵时，15岁的廖永和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军。
参军后，廖永和被编入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。虽然没上过学，但他的军事天赋很快就反映出来。在一次阻击战中，他带领战友们巧妙利用地形，成功击退了数倍于己的敌军。这次战斗后，他被提拔为班长。
1935年，在长征途中，廖永和在多次战斗中表现出色。在一次强渡大渡河的战斗中，他带领全班战士冒着敌人的机枪扫射，用木船将大部队送过河，自己却被流弹击中了左臂。伤愈归队后，他被提升为排长。
到了1936年初，因为指挥有方，作战勇敢，廖永和慢慢的变成了了红三十军八十九师的一名副营长。他所在的部队即将奉命执行一项重要任务：参加西路军西征，打通国际通道。在出发前的动员大会上，师首长特意表扬了廖永和所在的营，称赞他们是＂能打硬仗的铁军＂。
然而，谁也没想到，这次西征之路竟成了廖永和命运的转折点。在他参加的最后一次战斗中，部队遭遇了马家军的围攻。那是在祁连山脚下的一个寒冷的早晨，大雪纷飞，能见度极低。廖永和带领全营死守阵地，但终究寡不敌众。
1936年10月，西路军奉命西进，廖永和所在的红三十军八十九师是先头部队之一。当时的西路军总兵力约2.2万人，肩负着打通国际通道的重任。部队刚进入河西走廊时，遭遇了当地马家军的顽强抵抗。
起初，西路军在永昌、山丹等地取得了一系列胜利。廖永和所在的营队在一次战斗中，成功攻克了一座马家军的碉堡群。这次战斗中，他们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，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。
然而，随着马家军不断增兵，战局逐渐发生明显的变化。到1936年12月，敌军在河西走廊集结了约6万余人，是西路军总兵力的3倍之多。在高台县的一次战斗中，廖永和所在的营队被马家军重兵包围。他们在零下20多度的严寒中，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。
高台之战持续了三天三夜。第一天，敌军凭借优势兵力，对阵地展开了猛烈的炮击。廖永和的二营死守在县城南门，他们用沙袋和木板构筑了简易工事，顽强抵抗。第二天拂晓，敌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。廖永和带领战士们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，但营里的弹药已经所剩无几。
第三天下午，情况更加危急。二营的27名战士已经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，只能用刺刀与敌人肉搏。在一次近距离的战斗中，廖永和的右腿被敌人的手榴弹炸伤，但他仍坚持指挥战斗。当夜，上级下达了突围命令。二营的幸存战士们护送着受伤的廖永和，在漫天的枪林弹雨中，突出了重围。
突围后，部队需要翻越祁连山脉。这段路程异常艰险，山高路陡，积雪厚达数尺。由于伤势严重，廖永和的行动速度明显减慢。在一个暴风雪的夜晚，他们在穿越一道山梁时，与大部队走散了。
当时的祁连山区气温低至零下30度，积雪没膝，风雪呼啸。廖永和拄着从战友那里借来的木棍，艰难地在雪地中前行。很快，他遇到了同样掉队的其他伤员，大家决定结伴而行。这群伤兵中有通讯员、炊事员、战斗班长等，最小的只有14岁。
然而，命运给这群红军战士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。他们在追寻大部队的路上，由于方向判断失误，反而越走越远。穿过一片冰封的草原后，他们来到了一处陌生的山谷。就在这里，他们遭遇了改变命运的一场遭遇战，这场战斗也成为了廖永和军旅生涯的最后一战。
在那个寒冷的山谷里，廖永和和他的战友们遭遇了一伙武装土匪。这群土匪约有三十余人，装备精良，都是熟悉当地地形的老手。当时廖永和这群伤兵只有七人，且大多带伤，武器弹药所剩无几。
战斗在黎明时分爆发。土匪们突然从山坡上发动袭击，廖永和等人仓促应战。在短暂的交火中，两名战友不幸牺牲。剩下的人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，被土匪们俘虏。土匪头目发现他们是红军战士后，立即将他们带到了附近的一个蒙古族部落。
这个部落是当地一个大族长的属地。族长与马家军有着密切的关系，经常为其提供情报和物资补给。土匪将廖永和等人交给族长后，族长决定将他们作为奴隶使用。从这一刻起，廖永和和幸存的战友们被迫成为了蒙古族部落的奴隶。
为了活命，廖永和不得不改穿蒙古族服装，学习蒙古语。族长派他放牧牛羊，每天要在草原上往返数十里。最初几个月，他和战友们尝试过逃跑，但每次都被抓了回来，遭受残酷的鞭打。最残酷的惩罚是将他们分散到不同的游牧点，从此再也见不到彼此。
在族长的严令下，廖永和被禁止说汉语。每当他说一句汉语，就会遭到毒打。渐渐地，在这种高压下，他开始逐渐遗忘母语。但他始终保留着一样东西：一枚红军的五角星帽徽。这是他在高台战役中保留下来的唯一信物，他将它缝在蒙古袍的内衬里。
1937年冬天，廖永和在放牧时遇到了族长的小女儿达来。达来对这个沉默寡言的汉人奴隶产生了同情，经常偷偷给他带些食物。在族长发现这一情况后，为了惩罚廖永和，将他发配到更远的牧场。但达来仍然想方设法照顾他，甚至偷偷教他更多的蒙古语，帮助他更好地融入部落生活。
到了1938年，廖永和已经完全掌握了蒙古语，甚至能用蒙古语讲述一些简单的故事。族长见他表现良好，逐渐放松了对他的监视。这时的廖永和，外表上已经完全像个蒙古族牧民，但他始终记得自己的身份。每到夜深人静时，他都会摸一摸藏在衣服里的那枚五角星。
就这样，廖永和在这个蒙古族部落中度过了整整十一年。期间，他和达来暗生情愫，但族长始终反对他们来往。直到1949年进军青海的消息传来，廖永和才看到了重获自由的希望。在达来的帮助下，他得知已经进驻了湟中县城。一个雨夜，他悄悄离开了牧场，朝着县城的方向走去。
1949年8月的一天，廖永和跋涉了整整三天三夜，终于抵达了湟中县城。他站在县委大院门口时，浑身的蒙古族服装已经被露水打湿。由于多年只说蒙古语，他已经没办法用标准的汉语表达自己的身份。在办公的地方里，他只能不停地重复＂大别山＂、＂红军＂这两个词。
县委书记尚志田看到这一个情况，立即找来了一位通晓蒙古语的翻译。通过翻译，廖永和用蒙古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。他说出了自己的名字，参军的时间，部队番号，以及在西路军时期的职务。最后，他颤抖着从蒙古袍内衬取出了那枚保存了十三年的红军五角星帽徽。
这枚锈迹斑斑的五角星立即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。帽徽上清晰可见＂中国工农红军＂的字样，这是西路军时期的标准配置。尚志田当即向上级汇报了这一特殊情况。消息层层上报，很快就惊动了时任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的廖汉生中将。
廖汉生在接到报告的第二天就派出了专人前往湟中县。调查组到达后，立即开展了深入调查。他们第一步核实了廖永和提供的所有信息，包括他参军的时间、部队番号、战斗经历等。同时，调查组还前往他曾经被囚禁的蒙古族部落进行实地走访。
在部落里，调查组找到了达来。她证实了廖永和的说法，并提供了这些年来照顾他的详情。族长也被找到并接受调查，他承认了当年扣留红军战士的事实。调查组在部落还发现了其他两名失散的西路军战士的下落，他们同样被当做奴隶，但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生活。
经过半个月的调查，廖永和的身份得到了确认。廖汉生中将亲自来到湟中县，与这位失散多年的战友见面。见面时，廖汉生发现廖永和已经说不出完整的汉语，只能用蒙古语交谈。但当廖汉生问起当年高台战役的细节时，廖永和立即比划出了当时的战斗场景。
为了帮助廖永和恢复汉语能力，廖汉生安排他到西宁市进行特殊教育。同时，军区后勤部门为他置办了新衣服，配发了生活用品。医院的医生诊断后发现，他当年在高台战役中被炸伤的右腿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，有必要进行专门治疗。
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廖永和开始接受系统的汉语培训。起初，他连最基本的汉字都认不得了，说话也结结巴巴。但在语言专家的帮助下，他的汉语能力逐渐恢复。到了1949年年底，他已经能用简单的汉语进行日常交流。这期间，达来经常来医院看望他，为他带来自己烤制的奶饼。
1950年春，廖永和的汉语能力基本恢复，他被安排到西宁市郊的一个农场工作。这个农场是专门安置老红军的地方，廖永和在这里见到了几位同样幸存的西路军老战友。他们相见时，都已经苍老了许多，但那份战友情谊依然深厚。
在农场里，廖永和负责管理果树园。他将在蒙古族部落学到的放牧技能，转化为果树管理的本领。在他的精心照料下，果园里的苹果树长势喜人。1951年秋天，果园迎来了第一次丰收，廖永和还因此受到了农场的表彰。
1952年，组织上考虑到廖永和的特殊经历，决定安排他到青海民族学院担任蒙古语教师。在这个岗位上，他不仅教授蒙古语，还经常给学生们讲述自己在蒙古族部落的生活经历。这些真实的故事成为了连接汉蒙两族感情的纽带。
1953年，廖永和终于等来了与达来结婚的机会。在组织的帮助下，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。婚后，达来也在民族学院工作，夫妻二人共同为民族团结事业贡献力量。1954年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，取名廖小梅，象征着和平与新生。
1955年，廖永和被推选为青海省政协委员。在政协会议上，他提出了多项关于促进民族团结的建议。他关切少数民族教育问题，建议在农牧区增设双语学校。这些建议得到了省领导的重视，并逐步付诸实施。
1956年，西路军历史资料征集工作开展时，廖永和积极努力配合，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口述资料。他详细叙述了当年高台战役的经过，以及在祁连山区失散后的经历。这些资料为研究西路军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。
1957年，廖永和参与编写了第一本汉蒙对照的教材。这本教材很适合蒙古族学生学习汉语，也帮助汉族学生了解蒙古文化。教材中收录了许多来自草原的民间故事，其中就包括他在部落生活时收集的故事。
到了1958年，廖永和已经完全适应了新的生活。这一年，他还带领民族学院的学生，重走了当年西路军进军河西走廊的路线。在高台县，他找到了当年战斗过的城墙遗址，那里已经建起了纪念碑。
1959年，廖永和写完了自己的回忆录。这份手稿记录了从参军到重返解放区的全过程，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。回忆录的最后，他特别记述了在蒙古族部落度过的那些岁月，以及达来给予他的帮助。这份手稿后来被收入青海省档案馆，成为了研究西路军历史的重要史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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